-
我记得上次与父母分别的时候，已经入关了的我，把行李丢在一旁又跑了回来，与他们拥抱在一起。
我记得我哭着跟爸爸说：如果你再住院，我就不原谅你了。爸爸说：嗯，我知道了。
我记得我惹妈妈生气，她在电话里说：我再也不管你了。第二天她给我发短信：咳，还是放心不下，我来看你，票买了。
我记得爸爸妈妈一起去火车站接我，看到满头黄毛满耳朵耳洞的我，意外又强装镇定的表情。
我记得开学一个月后，收到妈妈的来信，她把我假期没看完的剧集坚持看完了，写了13页的剧情，并且在结尾处说道：看完后我觉得导演太变态了……
我记得妈妈规定我在家里温习功课的时候不可以有噪声，所以她和爸爸周末在家只能看默片。
我记得我胆怯地把成绩单拿给爸爸看，爸爸叹口气说：孩子，这让我怎么去参加家长会啊？体谅体谅我吧……
我记得16岁生日那天，爸爸妈妈为我烧了几个好菜，开了瓶红酒，三个人把酒喝光啦之后去逛街。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爸爸用他的边三轮送我上学风雨无阻。而我经常到了校门口才把需要签字的卷子拿出来给爸爸，气得他在背后一片鸣笛声中说：下次这样绝对不给你签。
我记得有一个星期一放学回家，爸爸妈妈一起走进我的房间，送给我一个aiwa随身听。那天既不是生日也不是节日，我高兴坏了。妈妈说，这是用你爸昨天打麻将赢的钱买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一个人乘公交车没有经过爸妈的同意，结果爸爸一路踩着脚踏车，每见到一辆公交车就赶上去喊我的名字……当爸爸找到我时，他很生气。
我记得妈妈去外婆家接我回家，狠狠地白了两眼疯玩得一身灰突突的我，然后从包里掏出新买的带小老虎头像的背心给我穿。
我记得幼儿园暑假时妈妈总是加班，周日休息天，爸爸在家带我。他在水槽边洗衣服，就是把衣服在水盆里浸浸再拎起来，拎起来再浸浸。
近一年来，以上每一个画面闪过时，都会很自然的想到“我该如何报答？”而对以往的我，只是记忆。
妈妈从来都不相信我记得襁褓中的事，但我坚信我记忆的开始是在一个红色小被子的包裹下躺着，看着窗外的爸爸妈妈打羽毛球。那时的他们好年轻，大概和现在的我差不多年纪。
-
今天动作很快，不到10点就洗人完毕，连面膜都揭了，闲来无事开始整理昨日刚刚购进的一批超市日化，想到自己还没刷牙，索性打开一盒新买的康齿灵旋风白牙膏，挤在旅行牙刷上干刷起来。
原来边翘着二郎腿看电视边刷牙很享受，我竟然一口气刷了10分钟，等到漱了口再瞧：嚯~闪闪发亮诶我的牙。我不禁快潸然泪下——原来我的牙都那么思念故乡。
康齿灵真的是个让我们那个小城市骄傲的品牌，在伟大的80年代，谁家不刷康齿灵牙膏不喝鸭绿江啤酒，谁家就是大脑受创的异类。最早的牙膏包装还不是聚乙烯的，似乎是类似锡啊铝啊的那种金属的，某些有整洁癖的主妇会定期用擀面杖把膏体都擀到顶部，然后把尾巴齐齐的卷起。我妈不那样，但偶尔也会擀一擀。这时，这个著名品牌牙膏的外包装平面图就展现在我面前了——简单的蓝底白字，很漂亮的书法体——这是我爹的发小，我称之为“官来大大”的设计，只是我了解这事儿的时候官来大大已经开他的照相馆去了。他的设计风格一直延续使用到1999年被废除，想来那时他已定居异国十余载，早已不关心这等小事了吧？
生产牙膏的化学厂离我家的老房子大概不到500米的样子，也就是在我小学的马路对面。由于爷爷的缘故，我和我爹同周围方圆一里地的乡亲们一样，都是铁杆儿的丝绸研究所子弟。工厂里咔咔咔的机器声响很嘈杂，再加上那时的康齿灵只有美其名曰“留兰香”的一种超强薄荷辣辣口味，儿时的我对这个胆敢盘踞在丝绸研究所地头上的化工厂很不感冒，觉得还不如再远个500米的啤酒厂更亲切——至少我爹和叔叔大爷们喝点小酒的时候，气氛总是欢乐的。还有比较现实的是：大人喝啤酒的时候小孩儿往往是有汽水喝的。我很博爱，不管香蕉汽水还是橘子汽水我都爱，生产汽水的厂离我家就远了，不过那个汽水厂的厂长我却很熟，他就是我爸还有官来大大的发小——我称之为“连汉大大”。
连汉大大长得笑嘻嘻的，很慈祥，跟我爹这个总不笑的站一起，画面往往很有喜感。他最爱讲的有关于我的故事就是：有一次他来我家，敲门，我爹妈都不在家，他说开门呀，你知道我是谁吗？我隔着门（我家没猫眼儿）亲切的说“我知道，我一听就知道是连汉大大”。他高兴坏了，说，那就给我开门吧。我说那不行，我又看不到你，你得下楼去站我家阳台下面给我瞅瞅。他很汗的噔噔噔下楼了，冲着阳台喊，看清楚了是我吗？我在阳台上神气的说：看清楚啦！是连汉大大！但我也不会给你开门，你还是在外面等我爸下班吧！……当时他就百感交集的走了，那时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在那么小的城市得多怕被认识的人看到这等囧事啊。
值得一提的是，可爱的连汉大大不但当过我喜欢的汽水厂厂长，更早一点还当过牙膏厂厂长，和官来大大同属于胜利占领牙膏厂的光荣的丝绸研究所子弟。只是年少的我不懂得啥叫品牌忠诚度，当市场经济大潮向我的小脑袋迎面拍来时，当我听说康齿灵是药用牙膏不能多用时，我仿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可以流连于高露洁啊佳洁士啊这些崇洋媚外品牌的理由。如今，再看康齿灵，物是人非——官来大大好多年前就在奥克兰的病榻上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留给爸爸的明信片上写满了明快的哀愁；连汉大大退休了，整天烦恼女儿的婚事，这出息也跟我老爹差不多。
写下这么多之后，我再去镜子前看看我的牙，还是白白的，不是幻觉。这种感觉真令我幸福啊，这种不管我遗忘多久，都不曾对我放弃的关怀。那些无形的记忆、气味以及美好的一切。
-
这里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的最东端，在这里我与从事各行各业的父老乡亲共同生活了36小时。陪伴我们的有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地面服务部门的炮灰还有中国人民公安浦东国际机场支队的公安干警。那是在春节前夕的客流高峰，群众归家的急切心情与航空公司惨绝人寰的延宕战略夹杂着三教九流的乡亲喋喋不休的说理以及滔滔不绝的怒骂。乡亲们有如煎锅中的烙饼，一面受着来自航空公司的精神折磨，一面不得不安抚家中父母妻儿的焦虑。而实际上，航空公司的承诺每每落空，家中亲人多数只会催问施压，以至于机场里滞留的这些人们，瞬间感到来到一个孤岛上，成为一班被异化的与所有其他人为敌的人。
我的警觉来得很早，在机场第一次通知延误之后我就知道会走进个等待的无底洞。可同航班的人很乐观，候机时有不少人特意去占登机时比较方便的位置。后来等待，稍有埋怨，再就是跟航空公司的炮灰沟通商谈……争论中群众们由生到熟，由浅入深，逐步了解并团结了起来，最后竟形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下，大家可以互相照顾着吃盒饭、一同喊口号、由穿着最气派的负责请客吃夜宵、打牌、看包等等。
起初我是平静的，我想休息，也想在这种混乱中尽可能保持理智与敏锐，以便在团结瓦解后不至于做整个航班最倒霉的一拨人，同时又兼顾与乡亲的义气。但当30个小时后，一切进程又回到原点的时候，当乡亲中已经有人愤怒地摔掉和母亲通话中的手机，有人因为胆结石病发晕倒，有人因为对航空公司的无耻之徒泼水而被警察恐吓的时候，我心中积攒的怨气在一瞬间迸发了，我拨通了12345，其实我没什么要他们解决的，我只是哭着说，打来电话的是一个买了票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的合法中国公民。愤怒的乡亲集结起来，封堵了C51及其周围所有的登机口。C52去海口的群众不能登机了，停下来听我们讲解，并且在最终登机的时候大声为我们加油，支持我们战斗到底；C53去重庆的群众则全然不同，他们几乎个个背着脏兮兮的硕大无比的LV诅咒我们到了年三十还回不了家。这真实的经历不得不让我觉得三亚的阳光无比的灿烂而黢黑的重庆男人走到哪里都只配挑棒棒。公安局长来到了现场，铁青着脸，说：我看不过去了，这个航班的同志们太可怜……
最后，我们的问题全部得到了解决，我的时刻保持理智与敏锐最终让我比大部分人早3小时到家。虽然不是妥善解决，虽然只是不想踩到48小时特大延误事故临界线，但疲惫的人们终于都回到了家里，临别前都挥手再见。
共同战斗时的乡亲们那么团结，但都没有问彼此的姓名。回程候机时遇到了几个，最多也只是眼神致意或者点点头。我想，他们的心情恐怕和我一样，再也不愿想起2009年1月22日发生的一切事情。
2月5日，我又飞了回来，走出C51登机口的时候，那很安静。我放下行李，拍了张照片，让朋友们看看我和乡亲们战斗过的地方。
-
小城市小，小机场也小，因为肯飞来的小飞机实在太小。
小飞机飞上海，飞深圳，飞三亚，生怕繁华的海岸线上还有飞不到的地方，卖力飞。
小飞机停在浦东国际机场最遥远最边缘的位置，是国内航班的末位，不知道会不会尴尬。
但它这样就满足，只需要一个边缘经停休整，然后起飞，还是海岸线上最偏向太平洋的航线。
抵达边境小城的我，对小机场熟门熟路，从停机坪边上的小门出关。
降落5分钟后就可以和妈妈拥抱在一起。
-
男的到底比女的大多少，一到三岁之间，他不说，谁也不知道。
男方没有亲属到场，他几乎和家人失散了。这是他之所以到女人父亲开的厂子里做学徒的原因，老板的赏识也奠定了他和这个女人一生的缘分。这是一场没有封建家长出席的包办婚礼，岳父临行前置好了产业，支付了费用，留下了嘱托，之后，就举家北迁了。
他们的新宅在半山上，离新华园很近；已经化为一片废墟的戏园子在半山下，离这个新华园也很近。戏园子起火的时候，男的与几位师兄弟还有一位赵姓女友一起听戏。那是很有名的一场大火，脱险者寥寥，男的是其中一个。姓赵的姑娘死了，师兄弟也死了两个。戏园子没有重建，而是修了一座塔纪念亡故的人，又为塔修了一座花园，就是今天的广济花园。
新娘很美，皮肤光滑雪白，是大家走出的小姐，难得的却是善于持家；男的从工人一变成为老爷，也难得他能保持淡定从容，专心研究起工厂里的机器，逐渐成了有威望的机械师。年底，大女儿出生了，从小就以美和时髦著称。
他们生活在伪满洲国，日本人是时局的掌控者。霍乱发生了，男的染病，所住的半山作为疫区被隔离，女人带着孩子被驱赶了出来。疫区里染病的人不死光，当局是不会开放的。那是男的和女的最凄厉的一场分离，明明是生离，却一定要化成死别。最后，男的的一位日本朋友把奄奄一息的他用运煤的车偷偷的带出疫区，出城治了病回来的。从此，男的经历的劫难已经满了。
两年后，二女儿出生了。白，纤细，气质西洋。与姐姐不同的是，她总为他人操心。
女的是素食者，不食禽畜，有意思的是她的孩子们都各有各不吃的肉类，最小的女儿像她一样，什么禽畜都不吃。在她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她经历了可怕的难产，昏迷了三天三夜。后来她说她觉得自己睡了一会，醒来之后看见男的坐在门口背对着她哭泣，叫也不应，一急就真醒了。男的收干眼泪说，你昏着呢，怎么知道我真的坐在门口哭。女的笑笑说，我觉得饿了，想吃肉。从此，女的可以吃一点肉了。
后来他们又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那期间日本人走了，然后国民党也走了，GCD红红火火的干了起来。原有的工厂几次整编不复存在，男的成了轻工机械研究所的工程师，用红彤彤的工资养家。红色弥平了人与人原有的阶级差距，生活变成了简单的干活吃饭，和经营、理想、奋斗似乎都不太沾边。男的染上了赌钱的恶习，但却没学到赌博的心机。女的骂他，他最多不应声，依然故我，甚至有一次把皮大衣输掉了顶着风雪回家。女的不想一份家业被他输光，竟也赌了一口气把家中的万元银洋全部入了男的研究所的股，被新社会改造了个彻彻底底。
疯狂的饥馑年代来了，填饱肚子成了每个主妇的所有愿望。男的工资很高，但也不够支撑九口之家在这危难时刻的体面。为了经常能让丈夫和孩子吃到细粮，女的每隔一周就会差二女儿去当铺当她的嫁妆。二女儿看着当铺老板用小锤子把元宝敲成两半，每次都是背着米袋哭着回家。元宝都当光了，饥馑还没结束，女的安排好了家里，一狠心干脆带着小女儿北上回了娘家。在那里小女儿有惊无险的度过了饥饿的年代，可是当她回到家里，看到手忙脚乱的男的，还有因饥饿而瘦弱的小儿子的时候，她伤心的哭了。
两个大的女儿相继出嫁了：大女儿嫁了个天主教家庭，却也会因为连生四个女儿而遭婆婆白眼。二女儿嫁给同一间工厂的高工，国家分配来的大学生，家在南方。二女儿怀孕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为了给娘家多结余些粮食和营养，很苛刻自己，后来生下的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二女儿又生了一个女孩子，大一点的那个就一直由女人带着，祖孙感情很深。
接下来的年月是无穷尽的运动，像所有背景不单纯的家庭一样，男的和女的不断的被打倒，然后又被平反，再打倒，再平反。年轻的儿子们戴着红袖标各有各的帮派，大女儿隔三差五的哭着跑回娘家等着丈夫接回去，二女儿仍然定期的往娘家补贴家用……日子似乎就可以这样勉勉强强的一路撑下去了。男的在家保持了所有的威严：大儿子和三儿子关于他们的政治分歧在家里一个字都不敢提、小女儿都会在父亲下班前去小店里把酒打好、餐桌上没人敢说话，否则要挨男人的栗凿，连幼小的外孙女们也不例外。因为四个儿子都是远近人家理想的女婿人选，这让女人好不得意，难免会让挑剔的眼光有些无端。
大儿子颇有风度和文采，做了老师，文静整洁能干的二儿子支边去了北边的工厂，激进且善于组织的三儿子赶上了上山下乡，马上就要落户农村插队落户了，女的包了许多吃的用的带着小女儿去广场上找自己的儿子，哭着送他，以为他也会舍不得家。广场上是待出发的团队，人山人海，她们却一下子就找到了三儿子，因为他就是武装带扣得最整齐地坐在卡车厢上挥动大旗的那个。
又过了两三年，小女儿也毕业了，男的舍不得让女儿下乡，谁来做工作也不行。单位向他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他顽抗，就让他提前退休。男的干脆连班都不上了，在家里绝食。这时三儿子刚好回城了，小女儿一定要插队了，男的很伤心。
女的包办了大儿子与二儿子的婚姻，两段婚姻都有硬伤，尤其是二儿子，整个人都变了，颓废厌世，粗粝，终日泡在酒杯里，得过且过。女的要强，不会承认自己有失误，但没有再插手另两个儿子的婚事。
又过了几年第一个孙子出生了，男的却在这之前没多久中风了，出院之后也是半身不遂，行动很不灵活，正式退休了。他本来内向，行动不便后更是很少出门，偶尔去公园打个桥牌也要推着一辆小车子保持平衡，其余的时间就是在家里坐着，看着窗外，或者听广播，或者看电视里的京戏。女的失去了当年风华，已是一位发色银灰的老妇人了，所有的心思都为子女所占满。她攒钱给儿子买手表，攒钱给女儿办嫁妆，她一有闲暇就拾起针线活忙活一阵，贴补家用。男的身体越来越不好，牙齿松动，话说得很慢很不清楚，疾病甚至对容貌都产生了影响，女的照顾他没有怨言，每顿给他单独做松软的食物，早餐订最新鲜的牛奶。男的病是病了，但脾气还是老样子，生气了或者看什么事情不顺眼，说不出来就皱眉头，慢慢的也不计较那么多了。
小女儿回城后，在工厂里和同事谈起了恋爱。半山的宅院里被小伙子种起了各种花，还有葡萄。小伙子有架照相机，几乎每天都要到他们家去给每位家庭成员拍照，拍他们的各种时刻，然后晚上回家冲印出来。他还买了压花机将照片的白边压出花边一样才送给他们家。小伙子家穷，母亲很早就不在了，人长得高大漂亮，但在反对者眼里，高大漂亮也可以是缺点。不过，他真的有恒心，坚持每周背女友的父亲去洗澡，三年不变，终于感动了这个家庭的所有人，他们幸福的结婚了。
大女儿还是离婚了，二女儿的有病的孩子也做了手术，二儿子的孩子从小就表现出强烈的孤僻与自闭……这几乎是这个家庭在八十年代发生的所有不幸。
小女儿的孩子出生了，是个瘦长丑陋的女孩儿，但也正是这个女孩，是唯一一个可以打破男人制定多年的家庭秩序的人：是她把原本沉默的饭桌变成了茶话会。男的乐得如此，此时的他倒有点含饴弄孙的意思了。
九十年代一开始，半山的老宅就迎来了建设拆迁的热潮。老两口住到了小女儿家里，楼房生活彻底把他们的行动给禁锢了。老街坊老邻居四散各处，再也没人在午后找他们串门谈天，只有越来越大的电视机里的戏曲节目偶尔能让他们着迷。他们期待着子女儿孙每个休息天都能来看他们一眼，都见到就很满足。
男的身体虚弱，三年后开始卧床了；女的一直身体健康，却同男的一起倒下了，脑溢血。子女为他们在医院里安排了同一间病房，病房里两张床，左边那张是母亲，右边那张是父亲。女的醒来后有失忆症状，忘记了大部分人和事，性情却还像病发前一样敏感温和；男的一直神志清楚，只是有时受病痛之苦胡言乱语。两个卧床的病人，一间房的左边和右边，不就是咫尺天涯么？
九七年一月，女的先走了，很安静。子女为她准备后事，没人跟男的提这件事。过了几天，男的开始用含混不清的语言呼唤女的：凤英啊！凤英啊！声音最初是轻轻的，逐渐越来越响，直至撕心裂肺。
一个月后，男的也走了。
有趣的是，很早以前，一个算命先生看着两位老人的合照时就说，这是一对毕生分不开的夫妻。所有人都不相信，觉得女的至少要比男的多活五年七年的，但结果却正像算命先生说的一样。
58年，就要到60年，这婚姻是一颗钻石。
1939年1月12日安东省新安里九大照相馆摄
